郇庆治: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三重危机

精英与大众关系是近年世界范围内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更有不少论者指出,两者正在或已经走向分裂。而对于民主制国家,代议制选举也因此被质疑,达维德范雷布鲁克的《反对选择》将之归因于代议制选举的困局,按他的理解,人们错误地将代议制选举等同于选举,将选举等同于民主,所以出现了民主疲劳综合征。达维德范雷布鲁克不同意目前的一些拯救观点。比如:有的认为问题根源是精英个人品格,但解决之道可能滑向民粹主义。他提出的是通过抽签而不是选举参与政治,并回到古雅典时代探索其实践。他承认可能抽中庸碌者,因此还需选举作为补充。

进入专题: 政体理论
  民主观
 

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宪公投,
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
2017年差点又飞出一只“黑天鹅”的法国大选,以及弥漫着政治不确定性的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景象。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政治;危机;西方政党;政党;代议制

图片 1

2016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2月的意大利修宪公投,2016年11月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2017年差点又飞出一只“黑天鹅”的法国大选,以及弥漫着政治不确定性的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景象。在这种看似“民主轻喜剧”的喧嚣背后,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可以说,当代西方政党政治正陷入内源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主流政党政策选择供给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然是欧盟国家中主流政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总体而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伴随1993年欧盟成立以来的“更紧密欧洲”建设,涵盖28个成员国的欧盟统一市场和管治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这意味着欧盟市场已经是一个均质化或自由流动性很强的统一性市场,而欧盟政体也已经是一个管治权限较集中的超国家政府。在这一趋势作用下,欧盟成员国中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核心大国,也已经很难独立制定实施自己的经济政策,哪怕是在最近几年欧洲金融与债务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极端情形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中的主流政党,其实已经无法做到根据本国实际提出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又不违背欧盟财政规则、同时还代表自己政治支持者利益要求的政策主张。其结果必然是,作为最可能组阁执政的主流政党,它们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变得日渐趋近,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选择的政党政治功能。除了欧洲,美国政党政治似乎也遭遇了这样一种困境。在如何正确回应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传统中产阶层裂变和解体、贫困群体类型与数量急剧扩张这一问题上,连续执政两届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从根本上说都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提供适当的政策选择。

  一、古典政体理论的遗产

激进小政党政治代表性的危机。政党在政治冲突中具有政治代表性。在西方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相应地,西方各国政党政治首先表现为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之间的政治较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右政治”。但在现实中,“左右政治”竞争并没有替代或消除其他向度下的政党冲突,如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等之间的冲突。单纯从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角度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左翼政党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其他一些小规模政党的影响大都微不足道,但由于它们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中的特定政治冲突类型,因而有着远远超出其选举实力的重要性。换言之,对小政党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它的政治代表性,而不是选举实力。而且,选举实力较弱的小政党,往往有着更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绿党,它最初的政治口号就是反既存体制、反政党本身,立志代表非左非右的“正前方”。如果说以绿党为代表的激进小政党仍明显地展现了其政治代表性——将生态环境保护维度纳入西方主流政治,那么,最近一波崛起的新极右翼主义或新民粹主义政党则遭遇严重的政治代表性挑战。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极右翼政党已经从一种更多具有象征性意义并与个别政治家相联系的另类性政党,发展成为一种普通性政党。而真正的问题是,激进小政党所提出的政策选择很难说是代表区域整体利益或者国家长远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与之冲突的。例如,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独立党在竞选活动中最经常使用的“论据”就是,脱欧后每年节省下来的178亿英镑欧盟会费以及大量向来自欧盟成员国学生与流动人口支付的福利,可以大幅度改善英国民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但他却并没有对英国因脱欧要付出的巨额经贸关税和其他交往费用作出理性分析。

    

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危机。选举政治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关键环节,通过众多的程序性和技术性设置,依靠选举进入议会的政党与政治精英组成在既定任期内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这既是现实中代议制民主模式的理想逻辑,同时也隐含了精英治国的民主理念。其基本假设是,通过一种正确选举方法选择出的有能力、负责任的政治精英,可以更好地对国家或地区事务实施公正有效的管理。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不同的就是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不难想象,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看起来很美,但在现实中却只有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在代议制民主模式不断改善的基础上发展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无疑是一个理想而正确的方向,但指望用直接民主和民众自治的无序引入来取代代议制民主,来掩饰和遮蔽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则只会制造一些看似色彩艳丽的“民主轻喜剧”。而这种“民主轻喜剧”在当今西方社会却频频上演。无论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意大利修宪公投,都在严重弱化议会民主决策功能的同时,过度刺激了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元素。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正在遭遇的危机。这种危机加剧了西方国家常设性制度机构与偶然性全民公投、充斥着焦虑敌意的民众与自私傲慢的精英群体之间的裂痕。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开山之作,提出了政体学说。我们一般把政体当做政权的组织形式,核心是谁居统治地位并以何种形式组织国家。在亚里土多德看来:“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自古以来的政体学说绝不是简单地谈论最高权威和权力归属问题,还有围绕最高权威的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其方法论更值得发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古典政体理论与当代政体理论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这三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弱化、新自由主义主宰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所导致的物质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社会阶层裂变与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精英与大众的政治分裂。这些原因使原来的政党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政治代表性和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政治所面临的三重危机在近期将会继续恶化,而不是相反。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确立了政体理论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面,除了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以及韦伯的合法性政治概念外,直到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政体理论都是围绕亚氏的政体理论而展开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制度变迁中,如果不理解基督教的组织方式,就很难理解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在基督教中,由于不能以强制和世袭的办法产生领导人,选举似乎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中世纪宗教大会是解决纷争的最高机构,其构成是代议原则,即各教区都按照其统治者的命令并按照其基督教居民人数的比例选m各自的代表。不仅如此,中世纪的世俗政治也到处可见代议制。

  制度是积累性演进的产物。到近代,世俗国家代替了神权,但神权政治时代所积累的选举制度并没有被遗弃,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光荣革命”以后洛克式自由主义的委托一代理理论,即人民委托或选择代表进行统治。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开创了并非民主政治的近代代议制。代议制虽然具有混合制(即贵族共和制)的特征,但并不妨碍其贵族制的本质,因为最重要的政治主体还是贵族、寡头或者少数精英。

  孟德斯鸠指出:“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们有能力讨论事情。人民是完全不适宜于讨论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可见,孟德斯鸠所说的选举代表制其实是为了避免民主政治,虽然其政体思想已经有了混合性质。作为西方现代政制的设计师。孟德斯鸠还没计了如何产生代表的制度,即英国式的两院制。限制多数人权利而维护了作为代表的贵族统治权的代}义政制进一步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得到确认。联邦党人主张的代议制也是为了限制多数人权利,反对民主政治。

  约翰·密尔成为代议制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指出,平民政府是不可能的政府形式,“一个完美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如果说代议制是贵族共和制的“中介原则”,而选举制又是代议制的“中介原则”,在密尔的代议制理论中,和其前辈一样,选举制只不过是经中世纪积累而成的一个中介性一r具,是宗教制度、政治上的贵族制和民主制都离不开的一个工具,并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或价值性色彩,因而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否认它是一项工具性制度,只是它们对选举制度的评价有所不同。

admin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