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金沙9159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 二、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

周恩来初到欧洲的时候,对于采取什么主义来救中国,思想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暴力手段呢?还是采取英国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作法?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生产调敝,满目疮痍,物价高昂,民生窘困。1921年1月,他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英国这时正处在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之中,资本家疯狂地剥削工人,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同盟罢工。这些使周恩来感到“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2月,他回到法国,辨析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派思潮,终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春天,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约李维汉到巴黎见面商量,然后分头进行。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传达和贯彻旅欧党组织的意见,在青年中启发革命觉悟。经过多方筹备,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召开了成立大会,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批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周恩来在西欧的将近四年中,丰富了理论知识和多方面的实践经验。
  1921年7、8月间,中国旅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华工和各界侨胞,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借款的斗争,迫使它的用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同法国政府和资本家签定的5亿法郎借款合同中途停止。周恩来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并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道。法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手段,决定从9月15日起停发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同时,即将开学的里昂中法大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勤工俭学生被推入了绝境,他们采取进占里大的行动。里昂的警察逮捕了勤工俭学生的先发队,将他们押送回国。从此,五四运动后形成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基本结束。
  1923年5月,国内发生了山东临城的劫车案,土匪扣留了30多名西方乘客,帝国主义各国借机提出要共同管理中国的铁路。到6月12日,被劫持的旅客已全部获释,但7月间法国《巴黎时报》透露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不日即将见诸实行”。周恩来看到报纸后,决定发动旅法华人起来开展保卫国家主权的斗争。7月3日,他主持旅法华人各团体联合会议,商讨行动计。8日,又召集22个旅法团体的代表开会,组成“临时委员会”,发出《致国内各界公电》,指出“铁路共管,等于亡国,旅法华人全体反对,望农工商各界速起力争”。国内人民也强烈反对这事,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连续发表蔡和森、张太雷等的文章。帝国主义见众怒难犯,后来不得不将“共管”方案搁置。在这次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是旅法华人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有5万工人远渡重洋到法国,“以工代兵”,表示中国的参战。周恩来到法国时,留在法国的华工还有2000多人。他们吃的是黑面包,住的是帐篷和木板工棚,遭受奴役。旅欧党团组织十分重视华工,建立了统一的组织华工总会,并且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帮他们办好《工人旬报》。周恩来经常到巴黎近郊的华工聚居地区比央古,深人工厂和工棚,同华工办事处负责人谈话,了解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帮助,有时还去作报告。旅欧期间,他自己也当过工人。在他的带动和号召下,旅欧党团组织和它所属的各单位经常召开各类华工会议,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深入华工中活动。华工领袖袁子贞、马志远等先后加入了旅欧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孙中山指派王京歧到法国组织中国国民党驻法支部。此前,即这一年的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的主张》中曾提出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王京歧一到法国,周恩来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同他取得联系。1923年6月16日,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组织。这是在国内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前,欧洲已经实现国共合作,成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先声。由于旅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遍及法国、德国、比利时,国民党总部就令驻法支部改为驻欧支部。1923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在执行部长王京歧归国期间,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实际负责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强调要遵循共同的革命纲领,联合其他革命势力,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是,决不能“抛并共产主义不信”,忘了“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他和王京歧合作,一个对外,一个理内,关系处埋得非常好。后来周恩来被调回国,王京歧深感“现中央(广东)夺之东归,全欧党务影响非浅”。
  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是很重视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专门办了侧重于理论的杂志《少年》。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时,结合在欧洲的斗争实践,写了很多文章,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
  他认为:“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倒,中国民族也万难解放。帝国主义列强和新旧军阀、封建余孽、洋行卖办,滥官乃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说: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才能救中国。而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主力”。
  他主张中国革命要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第二步才是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他在进行工人工作中,对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组织以及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作了系统论述。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工会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教化,散布革命种子”,就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夺取政权之后,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在建设”。工会与党的关系是“极密切而永不相欺的”,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社会革命的向导”。工人运动的目标应该是“改良工人状况,引导工人为经济的奋斗,协助工人政党图谋工人阶级的解放,取消工银奴役,以达到最后共产主义的胜利”。
  对于世界形势,周恩来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指出“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他卓有远见地预言:“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终有爆发之日”,在日美之战起来后,谋中国独立的战士“要切实地预备乘机掀起太平洋上革命之潮”。
  旅欧这段时间,对于周恩来来说,除了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以后从事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打下多方面的基础外,同时在组织上也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这为中国革命准备了众多的领导干部,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聂荣臻、李维汉、刘伯坚、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刘鼎、张伯简、林蔚、郭隆真、熊雄、孙炳文、穆青、欧阳钦、袁子贞、马志远、李大章、邢西萍等,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是旅欧党团组织的创立者和领导人。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身后没有个人财产,没有墓地,没有子女。他鞠躬尽瘁,将一生奉献给了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事业。周恩来的初心是什么?使命是什么?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何时确立的?如何确立的?何以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比较和选择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是一位活跃的青年才俊。他1913年春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曾任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敬业乐群会会长等职。1917年6月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1919年4月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五四运动,领导天津学生运动,并参加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1920年11月,周恩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至1924年9月回到国内。正是在这期间,周恩来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牢固地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完成了他人生思想上的一次升华与飞跃。

根据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而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是1921年春。当时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地方组织。应该说,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是周恩来有入党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表现出色。

展开剩余92%

但是,周恩来却在致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坦诚相告,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确立的时间是加入党组织之后。他在1922年3月的信中,叙述了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也就是说,1921年春加入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周恩来,是到1921年秋天才定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由此可见,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历了思想风暴,多方比较的结果。他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要比一些觉悟社的成员要晚。其原因一是自己的富于调和性的天性,不会简单地选择一种极有战斗性的主义。二是追求真理的心情极为强烈、炽烈、热烈,因此非常慎重,决不轻易谈什么主义。直到旅欧后,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以后,才做了决定,下了决心。

周恩来探讨救国之道,最初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他在1921年1月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指出:“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这时的周恩来认为自己对俄国方式和英国方式都没有成见,但了解到俄式以暴动为特色,而英国的方式更稳些。两相比较,周恩来有了一定的倾向性,这就是:中国的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但他也有顾虑和担心。所以,此时周恩来还没有选定他的救国方案。

1921年10月,周恩来自英国返回法国后,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周恩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周恩来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对各种社会思潮、主义比较的过程中,《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关系极为密切。1921年10月以后,他充分利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于1919年宣告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于年青的周恩来至关重要。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学习,领会到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便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早就确定了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10月13日,周恩来为中法政府策划将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4名代表强行遣送回国一事,撰写长篇通讯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922年3月,觉悟社社员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周恩来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诗一首,他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周恩来还写道:“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烈士的鲜血更深刻地教育和打动了周恩来。他真正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奉献社会、奉献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驳斥谬误、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后,周恩来开始努力宣传真理,驳斥谬误,正确回答和阐述人们关心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越发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2年8月16日,周恩来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文章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1922年12月15日,周恩来发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其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周恩来认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在当时留法勤俭学的青年中,就有不同的追求和看法。如陈延年、陈乔年开始就对无政府主义比较推崇。以后经过学习和思考,最后也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献身。

1922年8月,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周恩来撰写了《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这篇文章曾发表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一书上,后又发表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上。从文章可以看到年青的周恩来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深入思考,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

周恩来还注意研究共产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周恩来返回法国,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专门从事党、团工作。他经常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巴黎拉丁区和近郊的小咖啡馆里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的真面目,并与他们展开辩论。此外,还筹备建立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阅读马克思、列宁著作,在此基础上发展团员。并通过袁子贞担任书记的华工总会对旅法华工开展工作。

共产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

周恩来明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建立组织,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实现。为了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周恩来于1921年底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1922年3月初,周恩来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由巴黎迁到柏林,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他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过多次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admin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