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滕某某、康乙等与刘某甲、宁波市康宁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

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国家免费治疗,解决家属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将强制住院治疗规定为监护人、医院的法定义务并附以明确、严厉的违法措施。

文/羊城派记者 董柳

案号

日前,因在湖北武汉市武昌火车站行凶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胡某,被曝可能系精神病患者。胡某家属出具的由四川省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显示胡某为“精神二级残疾”。家属还证实,胡某去年12月份曾被家人送到宣汉县的精神病医院进行过住院治疗,感觉好转后出院外出打工。

实习生 卜雅静 王雅桐

(2014)甬镇民初字第1008号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胡某在行凶作案时能否“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将直接决定其刑事责任的有无和大小。

香港影星任达华7月20日到广东中山参加商业演出被刺伤,警方通报行凶者存在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俗称“妄想症”)。就在几天前,国航“社会监督员”大闹飞机客舱,后也被单位证实患有精神病……

关键词

但“精神二级残疾”并不能简单地直接与“无刑事责任能力”画等号,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明及家属的证言也不能直接作为判断胡某精神状况的终根据。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委托有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胡某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并据此决定是否要追究胡某的刑事责任。

专家表示,精神卫生法实施六年多来,解决了很多问题,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该法在执行过程中,一些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职责。

直接适用、出院、监护责任

不具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实施暴力犯罪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这些精神病患者一放了之。我国刑诉法在2012年修改时就专门增设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不过一般认为,启动这一特别刑事诉讼程序需以精神病患者实施的暴力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为前提。这在客观上会导致对精神病患者暴力行凶的放纵,且只能在悲剧发生后再行补救。

另外,在精神病人社区管理方面,一些人病情不稳定且拒绝治疗、监护人又无力监管时,现行精神卫生法没有明确规定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及解决流程。

案件简述

为弥补这一法律漏洞,其后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不过《精神卫生法》并未对相关费用问题、监护人不配合住院等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解决方案。本案中,胡某家属以“经济困难,无力监护”为由未予认真治疗,民政部门及医院方面虽明知其为“二级精神残疾”,对其出院外出打工的行为没有采取约束和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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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刘某甲系精神分裂症患者,2007年4月至2014年3月于康宁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4月3日,被告刘某甲杀害康甲,但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被害人家属三人将刘某某和康宁医院诉至法院,认为二被告监管不力、处置不当,要求赔偿损失。

鉴于精神病患者一旦放弃治疗,将会对社会产生极大隐患,建议在如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神卫生法》的规定:一是建立精神病患者的统一档案,完善社区、医院、民政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和共享,编织立体的监控防护网;二是对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国家免费治疗,解决家属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三是将强制住院治疗规定为监护人、医院的法定义务并附以明确、严厉的违法措施,凡是诊断为精神病且有暴力倾向的,监护人和医院方面在治愈前不得办理出院手续,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图/视觉中国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刘某某长期患有精神异常史,存在明显的关系妄想、被害妄想、被跟踪感、被监视感等精神病性症状。其在1997年发病,后一直未上班,2000年病退在家休息,从2007年4月开始至2014年3月27日一直在被告康宁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曾有几次短期的出院回家)。但因其是慢性精神病分裂症,治疗效果不佳,也难以根治。根据被告刘某甲的前妻、被告康宁医院的护士和医师在接受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蛟川派出所办案人员的询问笔录内容,以及被告康宁医院病情记录单记载来看,被告刘某甲出院前,被告康宁医院组织医师也对其精神状况进行了检查、诊断、评估。诊断、评估结论显示被告刘某甲病情稳定,符合出院条件。2014年3月24日,被告刘某甲的家属探望,并表示愿意接其出院。2014年3月27日,被告刘某乙为被告刘某甲办理出院手续,被告康宁医院允许被告刘某甲出院,并履行了出院的告知和说明提醒义务。

只有将符合条件的精神病患者的强制住院治疗真正落到实处,此类暴力伤人的惨剧才会尽可能地减少和避免。

还有不少“精神病人”没有录入统计系统

另查明,被告刘某甲出院后与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刘某甲生有一子刘某乙,并且被告刘某甲给其租房单独居住生活后,被告刘某乙去日本留学,未履行监护责任,被告刘某甲出院后即行停药,出现失眠、身体不适,认为又有人在害他、整他,其在想要自杀的同时想到要把康甲这个“仇人”也带去,以致出现报复杀人后而服药“氯氮平”自杀未遂。

过去几天里,国内多起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把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群体再次拉入人们的视线中。

法院认为刘某甲住院期间并未有任何危险行为,当属于自愿住院治疗,而《精神卫生法》规定自愿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院的处置并无不当。但被告刘某甲的杀人行为与监护人刘某乙监护不力有直接因果关系,“未尽监护义务,未能督促病人服药,未能警觉其病情发作及时送院治疗”。因此尽管刘某甲不负刑事责任,但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在我国,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六种疾病属于重性精神疾病。国家卫健委要求对这6类患者开展患者登记、救治救助、随访管理。

“刘某甲作为一名无民事行为能力精神病人,杀害康甲前已与其配偶离婚,其儿子刘某乙是其法定的监护人。刘某甲致人死亡的民事责任应由其监护人即被告刘某乙承担。作为监护人,本应履行监护职责,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而被告刘某乙明知其父患有重性精神分裂症,在同意把父亲从康宁医院接出,办理好出院手续后,而径自将刘某乙单独留在租住房中,未能督促被告刘某乙按医嘱坚持药物治疗,疏于应尽的看护管理义务,以致被告刘某乙杀害康某案件的发生,由此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被告刘某乙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精神病人的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旦管理不到位,就容易出现危害社会的行为,让人防不胜防。”广东法全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志伟向记者表示。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刘某甲、刘某乙赔偿三原告各项损失四十万人民币,康宁医院不承担责任。

近年来,陆续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精神病人的治疗、监管等问题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建议。

判决中的《精神卫生法》

2018年9月,国家卫健委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称,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81万,在册患者管理率92.7%。

本案涉及《精神卫生法》的自愿原则。本案没有体现出刘某甲在最初住院时的是因为危险性行为而非自愿住院还是自愿住院,但在住院期间没有危险性的情况下,法院适用了自愿住院、出院的规定,这一点值得关注。

“从人数上说,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现在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原副院长姚贵忠接受羊城派采访时说,近十年来,国家卫生部门做了很多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工作,各地发动卫生人员普查,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本案再次体现出监护人对精神障碍患者负有的重大责任,这些责任是否应当完全由家属承担,政府在其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值得思考。

目前已找到并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还有三分之二没有找到,一方面是社会上对精神病人还存在歧视和偏见,导致有些人不愿进入登记系统,另一方面是一些人通过目前的方式仍没能被找到。”

另外,本案提及刘某甲接受鉴定,意见为无刑事责任能力,这一点在本案中有理由怀疑。《刑法》规定只有“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行为才不负刑事责任,在本案中刘某甲专门乘坐出租车达到康甲住处,有计划地实施杀害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身行为”值得怀疑。

而在广东,截至2018年8月31日,广东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50.3万人,报告患病率为4.58‰,相关指标均居于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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